从贝聿铭大师谈到上海最早的英语角
昨天一天,万圈里被贝聿铭大师刷屏,认得的与不认得的。那我今天也来蹭蹭热度。讲一段贝聿铭老先生在上海的故事。
如果没有记错,贝老先生第一次回国,好像是在1979年。
其实,他本来1949年就要回国的,与几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老同学一起早早约定的。
但是,计划赶不上变化。1948年,年仅31岁的贝聿铭就被聘为纽约一家著名建筑公司的建筑设计部主任,而且有大量的楼盘等着要设计。作为华人,这样的重用在当时是不多见的。
贝聿铭太爱建筑,太爱设计了,他丢不下手边的活儿,也舍不得难得的机会。于是,他留下了,与他的老同学依依惜别。
一晃就是三十年。
在一段音讯全无的日子以后,这边的大门终于又向世界打开。贝聿铭也终于有了时间可以回来看看。在上海逗留的时候,他住在茂名路的十三层楼,并写信请他在上海的老同学前来相见。
其中有一位老同学,姓名就不在此披露了。这位贝聿铭的老同学当时正从苦难中走出,平反后担任了轻工业局的副总工程师。接到贝聿铭的邀请,他便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半新旧涤卡中山装,坐公共汽车来到茂名路。
到大门口,他理所当然地被拦下了。当年,这里可是头等禁地啊。
他告知看大门的人,他是贝聿铭的同学,要进去见见老朋友。那帮人说什么也不相信,就是拦着不让进。这位读书人从小知书达礼,温良恭俭让,不会跟人争,跟人吵,连不会拔起喉咙讲话。但他也不离开。
对峙良久后,那些人终于同意,让他打电话到客房,如果那个叫贝聿铭的(估计他们也不知道贝是干嘛的)肯下来接他,就放他进去。
电话打通了,贝聿铭当然马上就下来了。
那天,贝聿铭破天荒地对着那些人讲了一大通话。大意是:
这么好的宾馆究竟应该让谁进来呢?应该让贡献最大的人进来。他(指他的老同学)才是最有资格进来的人。他们三十年前百废待兴之时就毅然回来,做了三十年的贡献啊。反倒是我自己,其实没有资格住在里面,因为我当年没有回来。我在全世界设计了很多建筑,但我还没有在此地设计过一幢建筑。你们可以把我赶出去,但必须请他进来。
贝聿铭老先生的话,我当然不敢瞎编。我之所以知道得那么具体,是因为那位总工程师的女儿是我的同学。这些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
当时,我们都在仪表局工作,也都考入了一个英语的短期训练班。她结业后不久,就去了国外。而我结业以后,就被赶鸭子上架,去了康宁公司的项目做翻译,喜提宫爆鸡丁。
说起当年十三层楼门口那些人的做派,也许很多人都深有体会。我当然是更有体会的。
那时我刚从江西病退回上海,做代课老师教教书糊口,工余是很空闲的。我怕浪费了韶光,将来自己会后悔,就决定自学英语。还请了私教哦,每月6块大洋,是我工资的六分之一。
不过,学英语是需要语境的,不与人交谈,进步会很慢。于是,我的私教老师就说,你敢不敢,有本事到锦江饭店、和平饭店门口以及外滩去搭讪外国人,获得更多的交谈机会。
哼,我一个插兄,偷过鸡摸过狗,打过相打进过老派,还有啥是不敢的。
说去就去。平时傍晚或者礼拜天,我就出现在那些地方。到了那里一看,吾道不孤,少则五六个,多则十几个,都是英语爱好者。
因为锦江饭店离家最近,我也就去得最多。脚踏车寻地方一靠,就开始豁上。有时,街上没有外国人,还真的就等在大门口。只要有外国人走出来,我们就上去打招呼。“Hello,good evening。”然后磕磕巴巴地开始self introduction。像极了现在发小传单的朋友。
不过,我们都是彬彬有礼的。国格先不去说它,人格尊严对我来说同样重要。
事实上,我们在那里接触过的外国人都非常客气,很多人饶有兴致地站定跟我们聊天。现在想想也是,旅行者,谁都有兴趣与当地人聊天,最直接地了解风土人情。
不过,这样的交谈并不总是一帆风顺,兴尽而散。歇不歇,总归有人要来管的。谁?我们当年称作“条领”的呀。看大门的算“明条”了,还有穿便衣的“暗条”呢。
老实讲,他们中间大多也都是好人。
他们很给我们面子。他们会把我们先拉到僻静角落,才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:
“讲忒两句么好唻,多讲有啥讲头。样样事体覅太过分,过分了大家就弗开心了侬讲对否啊。”
“万一畀人家讲一声里通外国,侬浑身是嘴巴也讲弗清爽唻。”
“爷娘拿侬养了吤大弗容易嗰,进去吃两日老米饭就没啥意思了侬讲对否啊。”这种事情也跟我们有商有量。
“好了好了,大家好散了,早点转去吃夜饭。”
确实有人下次不再来的。不过,总归也有老油条,还跟“条领”香烟厾来厾去呢。
严格地讲,这才是改开后最早的上海英语角。
后来人民公园英语角的缘起,也不是官方媒体介绍的那样。我是亲历者,我亲眼看到它一步步地形成。
那时,沐恩堂开始恢复做礼拜。很多人去看。当然大多数是信徒。也有只是去蹭英语的。坐在甚至站在最后一排,聆听牧师布道。练听力啊。
礼拜结束后,这些英语爱好者意犹未尽,就穿过马路,进人民公园七号门左转,那里有一块小空地,几副石头桌椅。就在那里用英语聊天。所以,英语角最早的活动时间会是每礼拜天早上十点。
很多外国人知道了,也过来凑热闹。一开始也只有十几个人,后来人多了。大家就不再去做礼拜,而是直接到这里来交谈。活动时间也随之提早开始。
想想当年学英语,上海话讲法,我们一帮人真是有“斗劲”。街头练口语,教堂练听力,那阅读呢?全靠七托八托,托到海关或者民航在虹桥机场上班的朋友,从机场垃圾桶里翻找外国旅客随手丢掉的英文杂志,如《Time》、《People》、《Newsweek》等等。灰尘拍拍清爽,一点也不碍,还要限时传阅呢。
好了,从贝聿铭大师扯到此地,我也算本事大的。
俱往矣。
我只有一点担心。怕就怕当年那些看大门的,因为当年工作单位还不错,现在正在冒充上海老克勒,也在帮别人家上课呢。
我更加要拿我晓得的讲出来。
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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